医生可以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吗？

在网上看到一个争议特别多的话题：

如果一个日本人，或者日籍华人，在中国生病了，医生能不能拒绝给他看病？

光看标题，就够炸的。

在社交平台上，这类问题几乎每次都能引起一场口水战——

有人说：“凭什么？他们以前对我们干了什么你忘了吗？”

也有人说：“医生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清算历史。”

那问题来了，现实中，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医生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

争议的起点

事情起源于一位医生的提问。

他说，有一次遇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华裔病人。

人不算多大年纪，六十来岁，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总喜欢夹杂几句日语。

态度客客气气的，可是要求特别多——

要别人排好队、要药品按日本的标准放袋、还不停地说“日本那边多好多好”。

医生心里挺烦：

“你要真是年轻人，我也能理解，可你那一代人……离战争那么近，老了还回来享受咱的资源，还在我面前炫日本？”

他没拒诊，但那种心里的抵触，他忍不住写成了帖子。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拍手叫好，说他有骨气；

也有人直接骂他没医德，说他根本不配当医生。

救人

是职业义务，不是选择题

大多数医生的回答，其实都挺一致的：

不能拒诊。

这不是“圣母”，也不是“和稀泥”，而是职业底线。

因为医生这个职业，一开始就被设计成“无差别对待人类”的角色。

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到今天的《中国医师宣誓》，

每一条都在强调——

“病人的健康与生命，是医生首要的顾念，不因国籍、宗教、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

这句话听起来很高大上，但翻译成现实，其实就是：

你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病人就是病人，没别的身份。

哪怕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在执行死刑前要送医院体检，医生都得按规矩给他看病。

那你说，一个持日本护照的华人，医生凭什么拒诊？

医生的工作

是对抗疾病，不是对抗人

有个医生说得特别好：

“如果医生能因为国籍拒绝病人，那他也能因为贫穷、性别、取向、宗教去拒绝别人。”

今天你讨厌日本人，明天你可能嫌弃穷人，

后天你觉得同性恋让你不舒服——

那请问，你还算医生吗？

医学从来不是立场问题，它是职业伦理的问题。

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品质，其实不是“医术”，

而是能不能在复杂的情绪里，依然坚持“治病救人”这件事。

有人提到二战时期的例子：

哪怕在抗战最惨烈的时候，中国的医生给日本战俘看病也照样看。

后来建国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人员，照样给日军战犯诊治、开刀、喂饭。

他们恨吗？当然恨。

可他们更清楚——如果连医生都带着恨去行医，那这个社会的底线就没了。

但现实

也没那么单纯

当然，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反问：

“那医生就得被动挨骂？病人再无理也不能拒绝吗？”

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部分。

其实，“不能拒诊”不代表“必须宠着对方”。

医生要平等救治所有人，但不意味着要满足病人的一切要求。

有个临床医生就说，他遇到过三类日本或日籍华人病人。

有的特别懂礼貌，语言不通但很客气，治完病还送牛奶表示感谢。

也有那种带点优越感的，讲话夹杂日语，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前者让人温暖，后者让人火大。

可不管怎样，医生都得看，但有无理要求，就可以拒绝。

比如想插队、想特殊待遇、想违反规定开药——

对不起，规矩就是规矩。

医生可以拒绝“特权”，但不能拒绝“病人”。

有医生也提到一个细节：

现在医院对“外宾”的接待很谨慎。

因为一旦涉及外籍人士，投诉、外交、媒体都有可能牵扯进来。

所以医生表面看似“不能拒诊”，其实背后是多重的制度和风险约束。

问题的背后

其实是“身份焦虑”

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真的关心医德，

而是借机发泄一种“被冒犯的民族情绪”。

我们都知道那段历史的痛，也知道有些人回国后的态度确实让人不爽。

但在医生的语境里，问题不是“你讨不讨厌他”，

而是“你能不能区分人和职业”。

医生不只是一个岗位，它是一种公共服务。

一旦医生开始“凭感觉”行事，那下一个被区别对待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有句话说得很扎心：

“如果你觉得医生可以拒绝别人，总有一天，你也可能被别人拒绝。”

今天因为他是日籍华人你拒绝他，

明天因为你没医保、没钱、没关系，别人也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你。

你愿意吗？

医德

不是天生的，是制度在保护

很多人以为医德是医生的“良心”，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制度让医生不必为良心付出代价。

比如有人举例，以色列的医生在监狱里，救治过哈马斯的头目；

战俘营里的医护照样给敌军看病。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记仇，而是因为他们清楚——

医学是超越政治的，是文明的底线。

我们对医生的要求，不该是“完美无缺”，

而是希望他们在制度的保护下，能做出“正确但不吃亏”的选择。

因为一旦制度让医生“有风险”去行善，

那就没人敢善了。

那医生有没有拒绝的权利？

从法律上来说——没有。

中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写得很清楚：

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应当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拒绝对病人施治。

只有在病人违反规章制度、威胁医务安全，或者病情超出本院诊疗能力时，

才可以转诊或中止治疗。

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国籍、身份、政治立场来决定救不救。

但这并不代表医生没有“空间”去处理。

医生可以用专业理由、转诊建议、病情说明等方式避免冲突。

真正成熟的医生，不会让“情绪”影响“决策”。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其实也很简单：

“别出事、别投诉、别上热搜。”

为什么公众情绪会这么激烈？

其实，说到底，这个问题根本不只是“医生”与“病人”的矛盾。

它戳中了我们更深层的焦虑：

我们对公平的信任，还不够。

很多人觉得社会对外国人太宽容、对本国人太苛刻；

觉得外籍病人能插队、能走特权通道，

所以一听“日籍华人看病”，第一反应就是“凭什么他能先？”

但我们忘了，医疗资源紧张、制度不透明，这才是让人不满的根。

医生拒不拒诊，只是情绪的出口。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公正的系统，

让每个病人——无论国籍——都能被平等对待。

医生的困境

夹在“人性”与“规矩”之间

医生不是圣人，他们也会烦、会怒、会厌恶。

尤其是面对挑衅、傲慢或无理的病人，

任何人都会心生抵触。

但问题是，医生这份职业，要求你得先把这些“人性反应”压下去。

这不容易。

在急诊、在病房、在无数个被骂、被投诉的瞬间，

医生都在练习“克制”。

有人说得很好：

“医生能不能拒绝给日本人看病？

不能。

但医生能不能讨厌他？

当然可以。

只是你得在下班之后再去讨厌。”

这就是职业精神的残酷之处。

我们真正该讨论的

也许我们该从另一个角度想：

当一个医生问出“我能不能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

其实他不是在问“我能不能仇恨”，

而是在问——

“我能不能有情绪？”

“我能不能有选择？”

“我是不是只能被要求无条件理性？”

社会期待医生是“神”，但医生首先是人。

我们希望他们专业、理智、仁心，

但也该给他们情绪的出口和心理支持。

因为只有当医生被温柔对待，

他们才有余力去温柔别人。

一场关于文明的考题

医生能不能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

答案其实早就写在医学史上了——不能。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为医生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安心行善的社会环境？

有没有让他们相信——

“选择善良，不会吃亏”？

一个社会的成熟，不是看它多恨敌人，

而是看它能不能在恨里，仍然守住理性和底线。

有医生说：“我治的不是日本人，是一个生病的人。”

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却是最难做到的。

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把文明放在情绪前面，把原则放在人性上面。

那天你走进医院，你希望遇到的，不是一个爱国战士，

而是一个能救你命的医生。